只问播种，休问何日发芽

文 / 赖其万医师 (神经内科)

　　几年前在一次对某医学院师生演讲时，谈到医学教育需要用心培育医学生的社会责任，突然心血来潮想起30几年前自己在美国神经科专科医师口试时的一段往事。
　　当时我才开始担当美国神经科专科考试口试考官，我的角色是「资浅考官」，另外还有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科名教授担当「资深考官」，我们彼此十分投缘，合作得相当愉快。中午吃饭时他与我谈起他投入甚深的「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PSR，社会责任医师团体)」。
　　他告诉我，这组织是由一位苏俄物理学家以及美国心脏科医师共同发起，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希望能够抵制国际间核子武器竞赛以及大气核弹试爆。言谈间关怀社会之情溢於言表，最後他诚恳地邀我参加这非常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尽一份我们做医生的天职」。
　　我还记得当时回答他，我才刚踏入医学院的教员行列，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研究、教学、医疗，希望能从助理教授慢慢爬升学术生涯阶梯，有一天当我升上教授以後，我一定会加入这个有意义的工作，不会辜负他今天所给我的启蒙。想不到他竟以十分失望的表情对我说，「如果每一个人都要等到自己学术有成，才想替社会做事，那就太慢了，可能已经有很多可以避免的灾害在我们的自私心态下错过了可以挽救的机会。」
　　後来我也在网站注意到，这个关怀社会的国际医师团体，因为「反核国际医师团队」的成就而得到1985的诺贝尔和平奖，同时这几年来他们这组织也由关心核灾，扩大为关心环境与健康、地球气候变化、以及重视化学物质对环境的破坏污染等问题的倡议者。想不到这早就褪色的记忆，竟在当天演讲时突然浮上心头，而忍不住与听众分享这段陈年往事，并坦承事隔多年，想起这事仍感到万分羞愧。
　　最近到费城参加美国医学院学会年会时，与一位曾经来台介绍「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一起共用早餐。这位教授两年前帮忙我们获得美国医学院学会所出版的《未来医师的行为与社会科学基础》的中译本版权，所以我想利用彼此都来开会的机会，当面送她台湾刚出版的中译本。
　　我们两人也有一段时间没见面，她十分关心我们在台湾有关医学人文教育所做的努力，她也谈及最近洛杉矶国际机场所发生的枪击案，而对美国国会迟迟无法通过枪枝管制法令表示失望，由此谈到我们专业人员对社会应具有的责任。
　　这使我联想起当年劝我加入PSR的神经学教授。突然间，我想到当时这位教授任教於哥伦比亚大学医院，而眼前的这位朋友也长久任教於同一所大学医院，於是我就与她谈起过去这段未能参加PSR 的憾事，并提到这几年来一直无法想起这位神经科教授的名字，但很希望与他再见面。
　　想不到她眼睛一亮，「这一定是XXX」，当她讲出这名字时，我全身像触电一样，「绝对没错，就是他！」，因为我只记得这位神经科教授的「姓」与「名」都是美国人常见的「名」，而她讲的姓名正符合这特点。不过我也十分好奇，忍不住问她为何一下子就叫得出这名字，她告诉我XXX向来讲话非常直率，而且是众所周知的热心PSR 的神经科教授。
　　我说他现在应该已年过80，早就退休吧。果然是已退休多年，不过她说她偶而还会与这位教授在医院碰面。接着，她主动告诉我，下一次见到XXX时，她一定会转达我的心愿，「我相信如果他知道你目前在台湾所做的一切，他一定会非常欣慰的!」
　　在回台的机上，这件不期而遇的偶然一直在我脑海盘旋。突然间，我想到如再有机会见到这位老教授，我的第一句话将是，「我们做老师的应该只问播种，休问何时发芽，因为当时的我虽然让你失望，但30年後你说的话与失望的眼神，还是影响了我。」（转载自《经典杂志》杏林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