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髓缘

金牌爸爸与金牌儿子

文／陈荣隆医师(小儿肿瘤内科)

　　今天(2016年二月二日)的门诊趁着空档，调出了自己的脊椎X光，瞪大眼睛看着可用雨後春笋来形容的骨刺，密密麻麻孳生在颈椎及胸椎周边，不禁自怨自艾。
　　身为医师，躲不掉这职业沉苛，年未六十，而视茫茫、而颈酸酸、而头痛手麻，竟回想起一段与骨髓结缘的前尘往事，原来骨刺早已加身。当年参与慈济骨髓志业，为宣扬捐髓参与手语表演，扮大医王虔诚跪拜良久的桥段，起身後只觉颈部卡住如落枕，疼痛许久。
　　另一次代表慈济去日本开骨髓捐赠会议时，一觉醒来突然剧烈头痛，还自以为是来日本少喝了些咖啡，告诉同事喝了咖啡就会好。而近年来照相时，摄影师老是说「头歪了! 摆正点！」可是我老是摆不正。似乎这些都是徵兆…正沉思中，只见小达父子走进来了。
　　我是去年七月七日第一次在门诊看到这对父子，有着典型台湾乡亲的亲切感，爸爸是个殷实农夫，来自金牌米的故乡，举手投足满怀对儿子的爱，我却常注意到，每次爸爸纠正他不听，爸爸总是装轻描淡写说我不管你了。其实为了小达的病情，爸爸终止繁忙的农事，还在和信医院附近租了间房。爸爸第一次见面，就告诉我说，他已准备好了，要在这里跟小达的疾病长期抗战。
　　小达2014年三月，当时未满十岁，在慈济医院经杨医师确诊重度再生不良性贫血。他分别在2014年六月及2015年四月接受了两次标准的免疫治疗，然而再生不良性贫血没有好转，来之前已经每周要输一次血小板，约每十天要输一次红血球，而且随时有致命感染及出血的风险。
　　移植前，慈济医院杨医师还特地北上找我，我们也聊起那些年一起抽髓的日子。1998年，我转到慈济医院，并开始在花莲建立捐髓作业标准流程，起初抽髓医师只有我，当时最多时一周有4到5次要进开刀房抽髓，一开始筚路蓝缕，器械是旧型的，偶而碰到硬汉(指骨质坚硬)，往往术後肩酸颈痛数天。而杨医师是最早无怨无悔加入这行列的人之一。
　　我离开慈济时，已经与包括杨医师在内的同甘共苦同袍，达成每年捐髓次数超过200次，送到全世界各地救命，让当时为全球第一大的华人骨髓资料库(记得当时超过27万笔)充分发挥功能。我们也聊起当初我担下首任慈济脐带血库主任兼干细胞中心医务主任，而杨医师是现任，我们打造出台湾最大的公益脐带血库，也一起成功以此脐带血移植病人成功云云，就如兄弟般把酒话当年勇。
　　我一直记得杨医师满满的爱心，有一次他为了一个捐髓者的疼痛不适，站在病床旁数小时陪伴，过午夜才回去休息。所以他对小达的病情考量，先搜寻HLA相同的亲属，找不到再给予免疫治疗，没有成功再由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寻找HLA相合的非亲属骨髓捐赠者，但是也没找到求助於我。我建议他我们可用新方法进行HLA半相合移植。杨医师马上与小达及家属解释，而信任杨医师的家属，来和信医院之前，早已理解整个过程，也对我们绝对信任，所以基於病情的危急性，我们其实打算趁没有感染马上移植的。
　　但是2015年7月26日，小达突然因为肛门口蜂窝组织炎感染发烧，这是第一次移植延後。好不容易控制住，8月6日，小达又因牙龈发炎出血发烧，原定移植时间再度延後。我们知道已无法挑选最完美状况进行移植了，跟家属沟通後，这次感染发烧稍微控制住，就进入移植病房了。
　　其实，小达至少有四个HLA半相合的捐者可以挑选，但妈妈身体较弱，两个哥哥还在就学，小达爸爸早就下决心一个人扛起照顾小达兼捐髓给小达的双重角色，整个过程我看到父爱光辉的极致展现。
　　我们战战兢兢地做好每一步骤，小达在8月25日接受爸爸给他的骨髓干细胞移植，过程非常顺利。移植第6天後就不用再输血，第16天确定植成，移植後副作用非常小，原打算租一年的房子提早退租了，爸爸提早开始农事了，小达也回去上学了。
　　而这一次是他移植半年後的回诊，状况一切良好，造血功能完全正常，我转头对小达竖起大拇指，却看到小达一直低头沉迷於iPad，慈爱的爸爸劝他不听，嚷着说我不管你了，却满脸忧心，我见状马上以自身为例，劝小达要注意保护视力和颈椎，看小达挂着微笑抬起头来，似乎有听进去了。
　　说也奇怪，医人医己，我紧绷的肩颈，突然间变得松软灵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