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协和百年看台资医院
台资医院要「改变中国」什麽呢?
---兼评介《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
文 / 郑春鸿主任 (文教暨公共事务部)
「医者」改变成「投资者」?
中国大陆官方今年年初公布,将把台湾业者登陆设立独资医院的地域范围扩大至「地级以上城市」。大陆地级市类似於台湾的省辖市,大陆约有两百八十六个地级市。若再加计大陆直辖市,则意味台商可以在大陆近三百个的一线、二线、三线等一般城市设立独资医院。之前,根据2010年签署ECFA後,大陆开放台商可以在上海、江苏、福建、广东和海南5个省市独资设立医疗机构。目前在大陆的台资医院仅湖南旺旺医院、上海禾新医院、厦门长庚医院、南京明基医院和东莞台心医院。
据说,台湾的公私立医院,以及早就到中国大陆发展的几个台资医院闻讯纷纷表示「不能去」、「没意愿」。其原因有的说,相关如招募人才时遇到的困难等配套措施能否跟着开放才是关键;有的说,当地的医疗保险及财税制度也对外资医院缺乏诱因;有的直接挑明说,即使开放三千点可设立独资医院,也不吸引台商的「投资」。这样看「有利可图」就一窝蜂;看「利多出尽」就裹足不前的心态,很明显地,已经把自己的身分从「医者」改变成「投资者」,并且不以为有什麽「不对劲」了。
「红十字」代表博爱、悲悯、平等
世界跨国企业中,有的国家某个领域人才多、有的国家的人力便宜、有的国家的原物料便宜、有的国家某方面的技术好,彼此互通有无,洵属常态。而从世界医学史上看,你见过有美国人成群结队到巴西、越南、希腊去开医院、抢生意;英国医师络绎於途到非洲、到马来西亚、到古巴去开医院,只为了赚钱吗?
嗯!过去确实从来就没听过,哪个国家医生技术好,开医院有本领会经营,特别赚钱,所以就组织一个「十字军」开拔到医疗水平低的比自己国家低的地方,专门去「投资」的,希望在这些地区大捞一票,至少看准此地有银三万两,先来蹲点抢地盘、建立「商」誉,以後荫及徒子徒孙。道理很简单,「红十字」从来就是博爱、悲悯、平等的象徵。一个正常的医者,当他们的白袍沾满铜臭味儿,会觉得难为情的。
从世界医疗史上看,相反地,我们只有看到令人尊敬的医师,不怕艰难、不惜代价、全然委身,远赴陌生的国度,为素不相识、血统不同、肤色不同的病人服务。最有名的当然是「无国界医生」(Doctor Without Borders)。一个法国医生看到奈及利亚内战後一个又一个骷髅似的瘦削孩子,深为未能有效提供救援感到无奈和激愤。1971年成立了这个至今仍吸引无数医生投入的组织。医生们深信,无论人们的种族、宗教信仰与政治立场为何,任何人都有获得医疗保健的权利,而且人们的这些需求是超越国界的。
医者典范成为一代接一代人的怀念
台湾医疗史也是最好的例子。1865年英国苏格兰长老教会马雅各(James L. Maxwell)来台医疗传教,打开台湾近代西医医疗史的扉页。1871年加拿大基督教长老教会派遣马偕牧师来台,1872年3月9日抵达淡水行医传道,被称为「胡须蕃仔」牧师。1896年英国苏格兰长老教会兰大卫医师亦衔令前来美丽之岛。这些医疗传教士分别在台南、淡水、彰化三个地方成立医院,训练助手医师以及护理人员,在日本据台前三十年间,创造了台湾长老教会西洋医学的光辉时代。
本文特别要介绍的这本书《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更是一本载述「非政府组织」洛克菲勒基金如何资助有理想、有爱心的医学家、医师到一个落後的国家:中国,不但实地为中国的老百姓看病,也建立最先进的现代医学教育学堂「协和医学(堂)院」;并且更进一步地,为改善中国落後的乡村公共卫生而磨顶放踵。
如作者所言,这本书「既不是一部北京协和医学院校史,也不是一份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经历的完整记录,它是以西医东来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为史例,一方面探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这一主题:另一方固研究中西医的社会医学史和.美国基金会发展史。」我们看到这些外国医师到中国大陆、到老台湾,他们的故事是那麽可堪载述,成为当地人一代接一代的怀念;他们的身影依然驻足在他们曾经爱过的异地,成为宿昔的典型。
「台资医院」要「改变中国」什麽呢?
相较於整整100年前(协和医学堂创立於1905年),这些外国人对中国的无私的奉献。现在或以後打算到中国大陆开医院,抑或只是对岸邀请去他们的医院讲学、指导的台湾医学家及医师,以及提着医师包到彼岸大江南北行医开刀的空中飞人,我们应该怎麽做,才能赢得中国大陆医院的尊敬呢?尤其,代表台湾人可以直接和大陆病人建立「亲密病医关系」的台湾医师,应该怎麽做才能赢的大陆病人的爱戴呢?
「台资医院」要拿什麽到中国呢?拿PPF(proportional physician fee)指定医师费制度,让大陆的医师也来个全面「抽成」制,待遇论件计酬,以「资本观念」彻底地翻转「共产主义」吗?「台资医院」要「改变中国」什麽呢?
石油大亨自诩为「上帝的财富管家」
我们先来看看,现代医学如何进入中国。他们是去开医院想赚一票吗?以他们的生意手腕、企业经营,以及西洋医学的优势,他们确实可以这麽做,可是他们没有,反而谱出令人动容的一段中美关系史话。
二十世纪初,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1839-1937),这一位曾经垄断了全美90%的石油市场,被称为「人类历史上首富」的美国人,被美国的社会运动形容成狡黠残酷的石油大亨,自诩为「上帝的财富管家」,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又一个大型慈善机构。
1905年洛克菲勒慈善事业总策划的盖茨(Frederick T. Cates〉给洛克菲勒写了一封信,建议洛克菲勒将目光转向外部世界,特别是远东。
盖茨说:「在世界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海岛,都真的开放了。这为我们英语国家人民的光明和慈善亊业提供了自由的土壤。」盖茨将洛克菲勒的眼光引向东方,引向中国。
老洛克菲勒对中国和美国新教教会在华传教运动早有极大兴趣,自然与盖茨一 拍即合。可以说,这封信预告洛氏介人改变中国之努力的开端。
洛克菲勒基金会王冠上闪光的宝石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洛克菲勒要确定可以真正帮上中国这个国家的忙,不久盖茨即与在华传教士联系,了解中国情况和洛氏慈善的可行性1910年更召开了 「中国会议」,邀请全美医学、教育各界专家名士集思广益,为洛克菲勒的改造中国专案献计献策。并且先後派出三个调查团,了解中国国情、考察教育体系、医疗设施、卫生条件、经济水准,无一不求其详。经过十年(1905~1915)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洛氏基金会终於使世界第一流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在中国亮了相。作者说,协和医学院,这颗「洛克菲勒基金会王冠上闪光的宝石」,代表了基金会在华事业最昂贵、最辉煌的一页,也代表了它要以科学精神和方法来改变中国的决心。
兰安生中国公共卫生教育奠基人
洛氏基金会在华的贡献,并非仅只引进现代医学,协和医学院的创立。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就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进入其「黄金时代」不久,洛克菲勒基金会却突然改变方向,开始大力支持一个名为「中国项目」的乡村建设计画。该该专案集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金陵大学等多所着名大学的研究和教育资源,投入於农业经济、公共卫生、初级教育和地方行政的综合改造与发展。这一转型极大地扩展了基金会在中国的贡献范围,更显示出洛克推勒基金会改变中国努力之深化。
本书叙述的着名公共卫生学家兰安生(John B.Grant,1890 -1962)的故事,特别令我感动。兰安生是世界着名公共卫生学家,他出生于中国。他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公共卫生学系;在北京建立了以第一卫生事务所从事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在河北定县(编注:乡村改革运动家晏阳春就是在河北定县起步开展平民教育);并指导他的学生陈志潜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奠基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为国际公共卫生学界所推崇。
兰安生出生於一个传教士的家庭。他的父亲在教育水准不错的密歇根大学医学院,毕业後由浸理会直接派到中国宁波主持一个教会的小医院。兰安生1890年出生在宁波医院中。由於当时教会 团体居住地与周围的中国居民是隔离的,不相往来,兰安生小时候并没有多少 机会和中国孩子交往,常常感到很孤独。後来,兰安生回到母国加拿大安卡地亚大学及他父亲的母校密歇根大学医学院完成学业後,进入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委员会,後来因缘际会在他的老师韦尔奇的推荐下,这位「能干、热情、努力,性格有趣而吸引人」、「他熟悉中国并希望在那里发展,这是非常宝贵的」、「我倾向於认为他将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哲理者和组织者。」以最合适的人选到派遣兰安生以副教授的职位到协和医学院承担为期两年的临时工作。兰安生在中国一待就是十七年,成为中国公共卫生教育与社区公卫的奠基人。
中国公卫必须走出医学院
兰安生开始在中国开拓公共卫生时举步维艰。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医疗卫生、卫生环境、卫生常识等都处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准。更加困难的是政治局势的动荡和现代政府管理体系的不完备。政府几乎不提供任何公共卫生服务。但是和所有的拓荒者一样,兰安生把眼前所有的逆境,当成成就理想的大好机会。他认为「利用医学知识和有效的医疗保健有赖社会组织。经济水准越低,利用医学知识就越要依靠这种组织。中国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
兰安生的教学工作不是理论的传授,他深知公共卫生教育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实践相结合。从1926年起, 他要求学生们三年级要回到家乡做人口、环境卫生、疾病和死亡统计、学校卫生及妇婴卫生等方面的社会调查。四年级时,要用一个月的时间在第一卫生事务所或者定县平教会实习公共卫生。兰安生急迫地感到,中国的公共卫生教育必须走出医学院的围墙,直接教会政治和社会领袖,培养公共卫生人才。(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