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病人的心理谘询

[最後编写日期:2014/05/26]

 

文 / 林彦妤(台北医学大学通识中心助理教授)

  兰迪‧鲍许 (Randy Pausch, 1960-2008) 是故卡内基美隆大学资讯工程系教授。即使他引以为荣的Alice寓教於乐学习设计电脑程式计画都没有他癌末发表的「最後的演讲」所鼓动的风潮。据估计全球约有上千万人曾看过或读过他的这篇演讲。
  鲍许教授曾按着「五子登科」的人生脚本依序上演:於长春藤名校之一布朗大学毕业後,在卡内基美隆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又以比同侪更快速度在维吉尼亚大学取得终身职教授。随後回母校卡内基美隆大学任教一并克服多年「花花大少症候群」(无法委身亲密关系的障碍) 与Joyce闪电结婚。接着相继有两位儿子、一位女儿。尤其当女儿出生,他简直陷入另一种热恋 (大部分父亲心中的秘密)。
  不料就在2006年夏天,腹部微痛,经检查发现他得了死亡率最高的胰脏癌。起初,他尚抱持着利用科学家问题解决本色与团队合作精神要拼下成为前百分之4的幸存者 (一般胰脏癌的病人,只有百分之四的五年存活率)。在他的亲人同僚的梦幻神奇团队努力近一年之後,安德森癌症中心(癌症治疗全美评监第一名)的追踪结果仍旧显示肿瘤标记仍是飙到208 (正常值:37以下),另外在肝也发现10个转移性肿瘤。命运之神向他下了不在预期却是无可规避人生最後一章的通牒令。
  鲍许教授秉持一贯乐观而又期待对人有正面影响的热枕,不因重病在身,仍是将如艾瑞克森 (Erickson, E.) 所说的壮年发展任务生理(传宗接代) 或心理(领导与传承)生产性发挥地淋漓尽致。藉对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回顾 (life veview process),一方面整理自己的心路历程提醒自己:在癌症胁带死亡的冲击下依然保有的独特性与尊严;在恐慌中,发现自己原是幸运地一直有许多贵人善意的支持成全。另一方面他推荐对他的实现梦想有效的策略供他三位稚龄的孩子和後进或愿意成为别人的贵人之有心人士参考,传承一个有梦想而且具圆梦技能的风范。
  他的「最後的演讲」内容不仅在人际脉络反应有一承先启後连续性,在时间的轴线,他也能够平衡地看待过去、现在与未来。因此他不是活在过去,故此做这样演讲提到他的儿时的梦想并不是重点,而是要从中获得因应策略的灵感,希望他小孩日後可以用得着。
  当然不是每一位即将面对人生尽程的人做这样的生命回顾都会而感到自己是幸运的。例如:较自恋的人,预设自己理当一生无往不利。当觉得闯过癌病这一关的机率如此渺茫,无异於宣告他的失败就忧郁的一蹶不振。或是有些人觉得自己曾失败过或是伤了人,歉疚感的控诉可严重地想以死谢罪。从这些案例来看,即使被像癌症的重大生活事件所冲撞,一个人反应不一定如我们所预期的大澈大悟,重新做人。反而因压力焦虑高,弹性变低更加强病前的风格。或许这些困境变成他们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很好的引子。
  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在国人仍视为「疯子」才需要。即使如鲍许夫妇都是属於适应极为良好的高功能专业人士,他们不但不避讳提到心理谘询的必要性并感谢心理治疗师Michele Reiss在这个非常期给予他们的支持与引导。Reiss博士协助兰迪理解伴侣即将面对的任务 (经营当另一方父母仍健在不会去的支援) 和挑战 (如过度用宽容与物质补偿在亲情的剥夺,反而造成价值观的扭曲),因此使兰迪较释怀无法伴他的妻子与孩子共走人生的抱歉。Reiss博士适时提醒他的妻子Jai「你丢我吼」许久的夫妻互动模式,她可以在日记上写下对兰迪乱丢衣物的抓狂,则可能不耗损这珍贵而有限的相聚时光在细琐小事而留下更多爱的纪录。再婚问题─对配偶也是显而易见而不容易开启的议题。有人认为这无异认定配偶会死,但「乐观而实际」作法总比将屋内一大只大象视而不见所发的力气小吧?
  医疗的最高境界是视病犹亲,因此目前医疗的人员都认为病人的至亲是最能多担待病人的心理需要。但试着进入病人家属的经验世界,我们或许可从新评估家属的负担。当癌症病人正在积极做治疗,家属是全力配合,除了扛起过去病人的责任外,外加因病人投入治疗所需的协助与情绪支持,他们的压力不少於病人。任务加重又分工模式改变要做一些自己不擅长的事,无异於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然而透过心理谘询,他/她可以学到提醒照顾自己才能关怀别人。
  在此非常时期,家属心理需要也常都是不足挂齿不在关注表单上,但不表示可轻忽压力。譬如家属需忍受看到病人痛苦却无法减低他们的痛苦那份束手无策的煎熬以及预期即将来临的失落的无奈伤感。我们从「最後的演讲」实况录影得知:动人而又害羞的鲍许夫人在开心又感动之余,是非常不容易接受兰迪的即将逝去。尤其当她上台接受生日的庆贺时,向兰迪低语:「求求你不要死!」可见美好的时刻可能都提醒她即将面临的失落如在床翻过来却发现枕边人永不在,与孩子出游度假或毕业、结婚里程碑时刻,却发现一家之主缺席的伤感。
  在台湾目前的体制中,大部分病人与家属心理支持仍是主要来自医疗人员。然而试想在医疗人员与照顾病人悬殊比例的门诊忙碌步调中,医疗人员光是把病人身体的需要都照顾到已是奇蹟。再加上若对病人情感投注,要继续保持诊断的客观性,其实是对人性很大的考验。就如一位医师面对自己的亲属是病人,他/她一定希望降低伪性好消息 (false negative, 统计用语) 达到及早发现早期诊断的目的;但无形当中,也大大提高假讯息 (false positive)。若是这样,医师大概也受不了那麽多高可疑的病人,不是吗? 因此有些情绪支持与心理谘询须由心理社工专业人员来负责是有它实践可行性的考量。
  鲍许博士与家人抗癌的的历程,除了供我们学习纵使鲍许博士无法感谢癌症对人生的打岔,但他未放弃用他自己的方式退场的自由:如摩西虽有未竟之功,但他尽力完成他阶段性任务。他与家人抗癌的的心理照护历程,或许也提醒我们癌症治疗中,不是病人忧郁地拒绝进食或家属崩溃也生病才需专业心理谘询的介入。 若我们可以提供病人与家属专业心理谘询成为癌症治疗常规程序,显然地,将可为这「谈癌色变」炼狱般的疗程,注入因理解与支持所带来宁静、和平与尊严,改变「病者痛而亲者悲」的宿命梦魇。相信病人与家属在缓解期较不会避之有恐不及,害怕过去罹病回忆的恐惧被撩起, 较有动机为其他病友做些什麽,癌症防治将有更大的防护支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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