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冲突是一个严肃的议题

 (郑春鸿摄)

在职场上，都有碰触利益冲突的可能，与其无谓地争论，不如在高等教育机构的课程中，根据各领域所可能面对利益冲突的情境，来好好锻练现代人处理利益冲突问题的能力。……

文 / 黄达夫

    1960年代，当我初到美国费城宾州大学附设医院接受住院医师训练时，薪资很低，除非有其他收入，根本没钱上餐馆。因此，所有住院医师都非常期待每年耶诞节期间的Robin Dinner。这是Robin药厂例行招待住院医师吃牛排及龙虾的餐会，这晚，教授们还会为住院医师值班而让住院医师大快朵颐。 一直到八0年代，药厂还经常送餐点到医院里的各种研讨会供医师享用。

    然而，时代在改变，社会在演进，医学伦理的观念也越来越严谨。行为心理学家的研究，一再发现药厂馈赠礼物给医师，会左右医师的用药行为，甚而发现连送一支原子笔都可能有影响。所以，在美国的大学医学院开始禁止医师接受药商的馈赠或招待。

    过去，医学院教授担任药厂的顾问，是司空见惯的事。到了九0年代，则成为利益冲突的议题。哈佛医学生还曾以这个议题，为美国的医学院做评比，打分数。结果，帮自己的医学院打「F」。为什麽这个议题很重要？有一个发生在50年前的利益冲突事件，直到2016年才被揭发的案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

    50多年前，美国心脏病的发生率开始显着攀升，就有很多心脏病与饮食关系的研究。那时，有篇论文发现在食用低脂食物的同时，糖份的摄取高的话，胆固醇还是会升高。美国制糖协会恐怕这篇报导会影响制糖工业，就提供经费给哈佛医学院营养系的几位教授，请他们分析相关文献，写篇评论。结果，那篇评论强调脂肪对於心脏病的害处，而淡化了糖与心脏病的关系。这些「权威」的见解影响了美国重大的公共政策。过去50年来，美国的饮食指引严格限制脂肪的摄取，而忽略了糖的害处。很多人质疑过去半个世纪，美国人代谢症候群的大幅增加，可能跟糖份的过量摄取有关。因为当脂肪吃得少，比较不易有饱足感，就会多吃糖份高的零食或点心。直到去年美国的饮食指引，才开始限制糖份的摄取，同时，稍为放宽了脂肪的食用。

    有次，我和史丹佛医学院王智弘教授闲聊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刚进入哈佛医学院的时候，Lily药厂送给每一位医学生一个医师包，大多数同学都很高兴接到这份贴心的礼物。但是，他的室友却提议大家退还医师包。有的同学就说，医师包是给我们用来照顾病人的，又不是送东西给医学生私用，有什麽问题呢？他这位室友就说：「但是，你收了一次、两次、三次後，就习以为常，最後，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收买了」。王医师说同学们虽然心里仍有些舍不得，但是，还是把医师包退回去了。

    近二十年来，利益冲突在医学界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譬如发表论文时，一定要先声明有没有利益冲突。这并不是说绝对不能接受厂商赞助的研究费，但是，一定要公开、透明，经得起第三方的检视。今天，在台湾医界，虽然「红包」已是禁忌（三十年前，红包的禁止也曾经过一场论战），但是，厂商仍然习惯赞助医师出国，出席医学会。我在医院里，就禁止这样的做法，我主张同事们出国进修由医院负责。如果厂商真的想帮忙医师求进步，他们可以把钱捐给医院，由医院来决定哪位医师到哪里学习。

    近三十年前，我回国之初，厂商经常要招待我出国开会，当时台湾的癌症医疗才刚开始专科化，我就建议一家化学治疗用药的厂商，赞助肿瘤内科协会，在台湾北部、中部、南部来回举办研讨会与当地的肿瘤内科医师切磋、琢磨，一同学习。

    至今，我还很想念那段时光。台湾走到今天，我们不能说它不在进步，只是，这路走得很坎坷。我们既然认为我们是世界公民，想望与世界接轨，现实是，很多时候，不论是在哪一个领域，在职场上，都有碰触利益冲突的可能，与其无谓地争论，不如在高等教育机构的课程中，根据各领域所可能面对利益冲突的情境，来好好锻练现代人处理利益冲突问题的能力。